H老头与64 式手枪事件
1965年正是“四清运动”期间，内地机关叫“四清”农村叫“社教”，西藏也不例外，机关叫“四清”农牧区叫“三教”。运动中不少人提心吊胆，有些小毛病的更是如惊弓之鸟，过来人是都知道的.
那年秋天的一天在成都的某招待所里H老头遇到了休假返藏的BM单位的政治处主任F，在F的住室里两个人聊天，期间H老头拉开F的提包，看到提包里有一支小手枪，就又随便的把拉练拉好。H的这不经意的举动却引起F的高度紧张。按制度干部休假是不允许带枪的，但也毕竟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需要补充一下H和F的一些个人情况了。H是1959年以XX方面的专家的身份调到西藏工作的，据说曾经接受过苏联“格伯乌”（克格伯前身）的专门训练。其实是一个没多少文化，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为人随和性格直爽，有长者之风的人。F则是一小知识分子，人极聪明，不久前从干事提拔为政治处主任时，一位副厅长曾当众宣称“象XXX这样两条腿走路的干部不提拔还提拔谁呢”，所谓“两条腿走路”是指F不仅懂汉文而且懂藏文。在西藏工作的内地干部会说几句藏话并不奇怪而能进行文字翻译的则很少，而F正是这极少中的一个。在当时干部大部分来自转业军人，文化普遍不高的环境下更显得鹤立鸡群。
F休假返回单位后就有些郁郁寡欢，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有些人以为他病了，也有人从“政治高度”怀疑他有问题。H局长从拉萨来BM本来是正常的检查工作，知道F病了就到他家里去看望，拉拉家常，做点思想工作。F半躺在床上，H坐在对面。两人正谈着，F突然从床头的小木箱里拿出手枪对准H，H也几乎在同时伸手将他的手枪抓住，枪响了，子弹射向天花板。H逃过了这一劫，夺下枪出门去了。
院子里的人听到枪响急忙跑过去，冲在前面的是一个藏族年轻人，这时被夺去手枪的F从床上爬起来抓起一把菜刀向冲过来的那个年轻人甩过去，也巧的很，由于前一时期下雨F的门前又不向阳，长有青苔，有些滑，那小伙子一个趔斜摔倒了，躲过了菜刀。F这时有抓起一把劈柴的斧头向他老婆头上砍去，这是冲进来的人们制服了F，把他老婆救出，所幸伤并不太重。人们把F铐起来，F叫着“我带手枪（指在成都）是为了保护首长的，你为什么要怀疑我，又来侦察我。。。”云云。后来，H指示将他送到医院，初步确定为精神分裂，后又送内地医院，文革中病死在医院里。
(你们不看，老朽又喝酒去了。)
被H夺走的那支手枪就是64式，当时刚刚少量装备。这可能是我国第一种非军用手枪。当时我们并不叫它64式，而是叫它“公安枪”，因其枪身上有一个标记是一个园圈里套着一个汉文“公”字。其实它和59式一样都是仿造俄国的什么枪，记得59式在俄国叫马卡洛夫（？），64式叫什么我忘记了。
当时我们地方用枪都是财政拨款到有关机构买的（严格说叫“价拨”）53式步枪，每支120元，54式手枪每支75元，步枪弹每发1角，手枪弹每发5分，均不论型号，够便宜的。要知道当时一辆自行车或一架缝纫机都是150元以上。直到20年后的一天，一位领导同志找我说“有一批37高炮用的人工增雨弹，每发5元，你准备点资金我们买下。”我立马响应：“好！够便宜的！”就买下了这批大约几千发增雨弹。直到若干年后，当我在干旱季节听到人工增雨的炮声时，我就想：这还是那批便宜货吗？现在我想5元钱恐怕连一只弹壳也买不住了。
当年三月，我们结束了在拉萨的会议，返回BM。这次是怎么走的，坐什么车，和谁一起已在我的记忆里荡然无存。只记得由于“三线建设”收缩，易贡的那个单位撤消，合并到BM的好个单位，我的“家”-几件简单的衣被和一箱书籍已由同事帮我带到 BM，所以就直接到了BM。
在拉萨时局里已是“全民皆兵”。每天早上，局机关里都有民兵出操训练，女民兵们全副武装，子弹袋将腰肢束得细细的，也的确是“飒爽英姿”，别有一番风光。等回到BM没几天，我们也都发了枪，我得到的是一支53式步骑枪，等拿到手里仔细一看，标记都是俄文，地道的俄国莫辛枪，倒是与53式一模一样。从此那台“菲利普“6灯直流收音机里广播体操的音乐和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的口令停止了,代之以我们“突刺-刺,防左-刺·····”的不怎么响亮的呐喊。
那时我才发现,大多数人,特别是当过兵的,对枪并不感兴趣,特别是步枪、冲锋枪-带着拖累人，放在屋里又怕丢了。倒是我们这些没当过兵的反而兴味盎然。我还发现除了常见的毛瑟手枪和54式手枪以外，有人用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家伙，比如我们一个B副书记就用一支被称为“蛇蟒手枪”的转枪枪，而我们的一位少科长用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大号“柯尔特”。这支柯尔特没有合适的枪套可配，Y科长就把它装进一个54手枪用的硬牛皮枪套里。柯尔特体积大，装进去后很别扭，Y科长也就那么天天背着它。我对这支枪很感兴趣，因为它和我在拉萨的一个什么展览中见到的缴获的考尔准将的手枪一模一样。可是一位当过兵的老L却对它嗤之以鼻，操着浓重的四川安岳口音告诉我：“×毛灰，一个梭子打不完，子弹就砸到脚面上了，不信你试试。”由于那种子弹太难找，我也没敢试。不知道老L为什么会那么言之凿凿的评价那支名枪。这是否象某些景友评价莱卡相机呢？
马，枪和喜糖
1966年夏天。在BM是一年中最美妙的季节，不冷不热。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阔叶林里，杜鹃花绚烂地开放着。这里的杜鹃花树很高大，最粗的约有脸盆粗。木质洁白细腻，简直是象牙般美丽；最大的花朵也有脸盆那么大，时时在浓密的枝叶中一簇簇、一团团地展现出来。我作为机关的代表去一个下属单位参加婚礼。在机关里我是最年轻的干部，这个光荣的使命非我莫属，便兴冲冲的上了路。机关离那里约15公里，除了约三、四公里较为平坦开阔外，其余路段全是悬崖峭壁上免强能通汽车的简易公路，路下边最深处的峡谷约有二、三百米深，说是触目惊心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路段上骑马的感觉绝对不会美妙，尽管现在说起来也许很是浪漫。试想你在峡谷另一侧，看着对面山半腰的小路上一个小人儿骑着一匹瘦马踽踽独行的画面，现在看惯了武侠小说的年轻人会联想到什么？但我并没有骑马，而是选择了自行车。尽管骑自行车要比骑马累许多倍，但我感到比骑马安全。
婚礼上的男主角是我的老科长W，不久前从机关调到这里当头。一个将近40岁的高个子中年男人。他原来的老婆因难产去世，留下他和那个小女儿相依为命。他原是傅作义部队的兵，北平和平解放时参加解放军，所以有些正牌的解放军在背后说他是大炮轰过来的“解放兵”。后来以副连长转业地方。W善良友好，任劳任怨，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前年在成都治病期间认只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女高中生，随后订下了婚姻，现在那位高中生姑娘不远千里从成都来完婚，给这个大山沟里增添了太多的喜庆。可是我们书记的老婆我们叫Y大姐的却认为这是桩婚姻并不般配。她担心一个带着小女儿的中年男人驾驭不了那位成都小姐。叹口气对我说：“看来老W是老牛想吃嫩草哇”。
那个年代的婚礼非常“革命化”，既不宴请也不收礼。老W买了些糖果、备了些茶水招待来宾-本单位的同志们。简陋的新房里倒其乐融融。最后婚礼在“大海舵行靠舵手”歌声中结束。
第二天上午，我要返回机关，老W送了一整包大白兔奶糖让我带回去分给机关的同志们。我正要推自行车上路，他们的管理员却非让我骑马回去不可，说是“自行车先放这里，等我下回去机关再给你骑过去，这马你骑回去以后交给机关”。原来这是他前天骑回的机关的马，他懒得多喂这匹别人的马。在那个时代，人有粮食定量标准，有粮票，在编制的“战备马”也有供应标准，也有“马料票”。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稀罕吧。
我骑着这匹马在山道上缓缓关行。马鞍子一侧栓着老W送的那一包5斤的奶糖，我感觉有些偏沉，而肩上背的这支54式手枪随着马的步伐也一顿一顿的不舒服，我便自作聪明地将它取下来拴到马鞍的另一侧，果然，鞍座平衡些了，肩上也舒服些了。
那段最危险的峭壁峡谷地带总算走过来了，前面不远就是那片平坦的开阔地，我心里踏实多了。可就在我自鸣得意的时候却从前面一个急弯处窜上一辆汽车来，我和马均没有防备，马惊了，驮着我向旁边的一个树林里钻去，我拉断了缰绳也止不住它的疯狂，又害怕它把我撞到树上，便半甩半跳的滚了下来，等我爬起来的时候，马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在树林里到处寻它，也找不到，真急得我火冒三丈，只得又回到大路上。这时我看到我们单位的一个藏族干部过来，简直象遇到了救星。
他和我一起又找了一会儿仍然没有找到，就说：“算了吧！它自己会回去，丢不了！”我说：“还有马鞍具和糖呢。”当时那一套皮质鞍具价值数百元，老百姓很喜欢，见到了就很可能拿走的。他说：“那也没办法，丢了就丢了吧。”我又说：“马鞍上还栓着我的手枪呢。”这下他不说了，急快又一起去找，后来在河边的一处沙石滩上找到了这匹马，所幸枪和奶糖都没有丢失。我把它牵上公路，使劲拍了一下马屁说：“老伙计，你总算还对得起人，让我避免了一场处分。”然后上马对着大山和峡谷把那个抠门的管理员大骂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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