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老而又老多个版本但内容差不多的故事(先声明：该故事仅适用于中国大陆)：一个颇有名气的摄影家(或摄影师)在教训他那贪玩的儿子：你可要好好学习，否则以后没法上大学找工作，看你能干什么？他那调皮的儿子满不在乎地回答：那还不好办，大不了以后跟你搞照相呗。
呜呼！哀哉！
我这几年来订阅了“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中国摄影”等报刊，读了许多文章，看到了许多现象，也思考了许多，但都没有成文字，今日把一些还想得起的记录在案。
一、布列松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是我国搞摄影的都熟知的法国著名摄影家，他认为对于某个事件而言，不是任意瞬间而是只有“Decisive Moment”(决定性的瞬间)才能表现出这个事件的本质，这一著名论断影响了中国的许多摄影人。他许多脍炙人口的杰作形成了摄影史上的非常夺目的一笔：1932年那位跳过“积水的路面”的男子(图1)和偷看表演的两个男人(图2)、1958年“拿酒瓶的小孩”脸上那洋洋自得的表情(图3)、1961年老板和女秘书谐趣的关系(图4)等等，奠定了布列松一代宗师的地位。
布列松太伟大和高不可攀了，以至于至少给具有非此即彼惯性思维的某些国人造成了两点错觉。
一是“纪实摄影”(这个词一直在吵来吵去，至今尚未定论，这里暂用)。布列松曾做过记者，后来作为自由摄影人，他的大多数有名的作品都可以归属于此类。于是在中国，“纪实摄影”的地位是很高的，以至于其他的摄影类别都是花拳绣腿、旁门左道；中国人给予了“纪实摄影”很重的使命感，以至于其他的摄影门类都要归属于它之下。
WPP(World Press Photo)只是一个新闻摄影奖，但在国人的心目中就像是体育运动的奥林匹克或者足球的世界杯锦标赛，年年冲击，乐此不疲，年年折戟而返。再仔细看看WPP的获奖作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表现战争、饥饿、灾难、种族冲突等等。我们是要关心国际时事和了解我们周围的生活，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但是，如果天天都在这种氛围下，人会产生一种自危的感觉，我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二是器材问题。布列松使用的是135照相机，用得最多的是标头，于是“拍摄是靠头脑而不是靠器材”的论调占了上风。我不知道这个命题是否合适，但至少是有点唯心的。只有基本器材配置后，才能谈得上用头脑，光有头脑没有器材，巧妇不可能弄出无米之炊！用数学的语言来描述如何出“作品”这个命题是这样的：器材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摄影是一个非常大的门类，(一种)细分有：艺术摄影、肖像摄影、新闻摄影、人体摄影、纪实摄影、科学摄影、风光摄影、时装摄影、广告摄影等等，有些是相互渗透，有些则截然不同。
比如，用超长焦距拍摄的月亮，我们会仿佛看到山峦、河流、森林，诗人会思潮澎湃：吴刚现在还砍桂花树吗？嫦娥感到寂寞吗？她身边的玉兔今安在？用超大倍率的显微摄影拍摄到蜜蜂的复眼，我们会惊叹大自然造物主如此巧夺天工！利用高速摄影我们能欣赏到一滴牛奶碰落散开优美的形态；等等，有时摄影技术与摄影艺术是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分不出彼此，这一切难到就不能给我们带来愉悦吗？
Ansel Adams的黑白风光照片给人以一种质朴无华的感觉；Uwe Ommer的黑人人体照片给阅者带来一种体验，他至少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人体艺术；Art Wolfe、前田真三和Mangelsen向我们展示了多姿绚丽的大自然和妙趣横生的动物世界，等等。这一切是纪实摄影所不能带给我们的！
当我读到这样的文章，笔者称自己吃了巨大的苦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拍到某某照片，似乎不这么说就显不出该照片的珍贵。但与其说是献身精神，我更愿意相信这是职业或爱好本能所使然，在这苦头的背后自然有它本身的乐趣和甜头。
世界是如此绚丽多彩，摄影所能表现的内容几乎是无限的。有人说要“贴近生活，表现生活”，不错，拍自己身边的事、“贴近生活”是一种表现方式；那么出走云游，“远离生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呢？
西藏，这块神秘莫测的净土，令多少摄影人魂系梦扰，这么些年，表现西藏的作品比比皆是，琳琅满目。于是乎有人提出“为什么要蜂拥至那里呢？”我觉得，到西藏，不是一种朝拜，更不是猎奇！光凭着它是世界的屋脊离天最近这一点，就能令人神往、令人蜂拥而至；“进藏”，多轻松的一个词，但并不像逛公园那么潇洒，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而是对自我体力、意志、思维乃至人生观的另一种考验。
探索和猎奇是人类的本性，除却了这本性，人就不人了。
但布列松的“Decisive Moment”则适用于摄影，不管拍什么，那最美妙的瞬间没有捕捉到，就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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